民智源于充分获取知识信息并正确使用逻辑，如果统治者垄断了真相，污染了信息，扭曲了因果，便足以摧毁民智，制造出大量无法理解自身命运的愚民。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所以从周开始到战国末年，所有的知识都是“独藏周室”，别无副本，绝不外传，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再到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愚民”而已，从秦到汉，基本上所有的书籍与学问知识，皆在官府，民间是严禁私学的，“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图书馆馆长老子对当时社会充满了失望，盗取了火种写下了《道德经》，潇洒地隐退于江湖。而作为丧家犬的孔子，则愤然地面对当时糜烂的社会，盗取火种，著写《春秋》，期望通过控制现在，从而影响未来，“知我罪者，其惟《春秋》”。不管《道德经》也好，《春秋》也好，乃至汉代的《史记》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限制王权的过分膨胀的一份劝诫文，但是这些与统治者的利益是完全背离的，所以自秦以法家统治社会开始，历朝历代的皇帝皆以“外儒内法”标榜自己，用儒家粉饰自己，用法家愚民，让底层老百姓成为了皇帝获得丰功伟绩的垫脚石。当皇权开始不受约束的时候，只要皇帝不是傀儡或者傻子，都期望自己能有一份可以让历史铭记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份丰功伟绩，是通过不断汲取底层老百姓的人力与物力，用底层百姓的血与生命所换来的。因为人一旦开始有抱负，有作为，必然会加剧百姓的负担，压缩社会的自由度，正如南宋郑湜说，“自古明主执权而自用者，其遗患于国火甚于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