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心学
宋明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导致儒家开始走向死板的教条主义,他们将书本上的知识作为道德修炼标准,对社会进行死板的道德教化,他们把“书本”动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到明末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腐儒,只知书本上的之夫者也,高谈阔论,但是对社会实践却软弱无能,于是儒学中出现了王阳明、王船山等新学派体系,他们反对理学,提倡学问要经世致用,某种程度上说,新学派的出现是在道德活动中重新评估书本经典在现实中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动摇作为正确道德原则的经典的主宰地位的一个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将那些不能用文字表达的道德体验诉诸于直接经验,比如王阳明的“致良知”,王阳明曾十分形象地用哑巴吃苦瓜作为比喻,“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既然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道德内容不比人的直接体验感受经验更基本,它充其量只是每个人由良知而获得的大量直接体验的一小部分,那么由书本经典所传达的道德教训对每个人的修身灸不一定那么重要了,王阳明又将行为动机等同于“行”,这个时候道德体验不必上升为书本知识就能立即转化为道德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将“理学”学习书本经典的意义被降到可有可无的位置。
虽然,王阳明本人相当注重读书和文献这种书本知识,但是自心学开始流传后,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轻视书本经验,到泰州学派,已经出现“束书不观”的反智不读书的“心学狂禅”派。本来一个人必须从小饱读诗书,通过读书,读经典才能修炼成君子,直至达到圣人的目标,王阳明则直接提出“良知”就能转化为道德实践,自然就能成就圣人目标。

毛主席的《实践论》第一部分强调实践出真知,由实践到认识(物质变精神);第二部分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精神变物质)。第一部分论述中注重直接经验,类似王阳明,第二部分论述则向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这种轻书本,重实践本就是工农干部的自然倾向,毛主席在认识论中注入了群体道德理想主义,这样就很容易被当时的群众主体所接受。人们越是重视实践和直接经验,轻视书本知识,提倡在三大实践中改造自己,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反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