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类所关注的主要哲学问题正是钱先生所说的“天命”于“人生”（“天道”和“人道”；“天道”与“性命”）的关系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看，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魏晋玄学的创始者回忆何晏说另一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问题。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他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卲雍说的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中国的思想家大都把“天人关系”作为他们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中国古人大多讲“天人合一”。认为研究“天命”（天道）不能不知“人生”；同样研究“人生”也不能不知“天命”。孔子儒家的学说实为“天道与性命”之学，孟子继孔子之后，他正面论述了“天人关系”，他说：“尽其心而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此论“尽心”、“知性”与“知天”为统一的内在关系。程子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喜欢把‘天’合‘人’配合起来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之贡献。”为什么必须把“天”合“人”配合起来讲？我认为，这正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是可以由人来发扬光大的。孟子认为“存心”、“养性”就是“事天”，所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朱子语类》卷十九中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命” 离不开“人生”，“人生” 也离不开“天命”。盖因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命”全由“人生”来彰显。如无“人生”，“天命”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那么又如何体现其活泼泼的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即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故钱先生说：“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其天文观。如果 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命’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也就是说，如果强把“人生”与“天命”分为两截，那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摘自：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