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语境里，“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考虑成本问题，它表达的是一种“义之所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庄子却考虑成本，若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额外付出了不少焦灼，对结果却毫无助益，而在收益不可期待的前提
...全文在儒家的语境里，“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考虑成本问题，它表达的是一种“义之所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庄子却考虑成本，若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额外付出了不少焦灼，对结果却毫无助益，而在收益不可期待的前提下，“安之若命”确实做到了成本最小化。
晋代名臣颜含就是一个典范，以数术著称的郭璞曾想为他占卜，但他拒绝了：“寿命由天定，位禄由人谋。如果你自己努力了而上天不帮你，这是命；遵循大道而不为人了解，这是性。每个人自有其性与命，犯不着占卜。”（《晋书·颜含传》）
颜含与郭璞的不同结局很有讽刺意味，“安之若命”的颜含在93岁那年自然死亡，而精于卜筮的郭璞只活到49岁就被王敦杀了。
用朱利安·罗特的话来说，颜含很明智地采取了外控点态度的心理策略。——西姆斯和鲍曼的那项调查就是基于罗特对内控点和外控点的研究。简言之，所谓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内因（比如性格、技能），外控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恰恰相反，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外因（比如命运或他人的影响）。（Rotter, J.B.，1966）亚拉巴马州的居民显然外控水平较高，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是内控水平较高。
尽管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并不适宜应用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但罗特的一个结论对我们理解庄子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参考价值：文化差异、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父母的养育方式是一个人形成内、外控制倾向的三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其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外控倾向。
这一现象很适合用行为主义理论来做解释。如果你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种田，你很容易就会得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经验，你会相信，要想多收获，就要多耕耘，只要多耕耘，就会多收获。如果你是一名赌徒，你绝不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内控点上只会习得五花八门的迷信行为。
塞里格曼总结出“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认为一个人即便只是在某一个特定事件上经历过个人努力的频繁受挫，他便会把这种无助感泛化到所有的情境中去，包括那些他完全具有控制力的情境，抑郁地感觉自己只是一颗命运的棋子、一片风中的落叶。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譬如曾经抱持着社会主义梦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囚禁与流放之后，终于相信专制体制是不可推翻的了。
人为了避免或减弱认知失谐，总会给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以一个“合理化”的解释，（Festinger L.&Carlsmith J.M.，1959）这就是“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句心灵鸡汤的心理学解释之一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说谎的人常常也会被自己的谎言骗到。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哲学的解决方案，你处理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事实上，庄子的学说经常被人们用来解决认知失谐的问题。在庄子看来，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或者应该像孔子对叶公子高的劝慰那样为所当为而无暇多虑，或者应该像申徒嘉对断脚的态度那样，坦然接受而毫无怨言。至此我们会生出一个庄子式的疑问：叶公子高之所以会被楚王委派给出使齐国的任务，一定是因为楚王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颜榖之所以会受聘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一定是因为卫灵公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才能，岂不是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吗？
是的，与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去做事，不如根本就没有事情找上自己。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内篇·人间世》）
山木、膏火、桂树、漆树，都是因为有用而自招砍伐与煎熬。人们都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呀。
具体做法：一、“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都别去做肇始之人；二、“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不要主动，而要被动，言行举止都是迫于不得已而发的；三、“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抛弃智巧，一任天机；四、“不思虑，不豫谋”，不要思虑，不要预谋，因为有思虑、有预谋就意味着积极主动，这与第二点相悖；五、抛弃悲乐、喜怒、好恶之情，达到“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