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导致儒家开始走向死板的教条主义，他们将书本上的知识作为道德修炼标准，对社会进行死板的道德教化，他们把“书本”动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到明末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腐儒，只知书本上的之夫者也，高谈阔论，但是对社会实践却软弱无能，于是儒学中出现了王阳明、王船山等新学派体系，他们反对理学，提倡学问要经世致用，某种程度上说，新学派的出现是在道德活动中重新评估书本经典在现实中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动摇作…
继续阅读
共 0 人觉得很赞
颐正
毛主席的《实践论》第一部分强调实践出真知，由实践到认识（物质变精神）；第二部分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精神变物质）。第一部分论述中注重直接经验，类似王阳明，第二部分论述则向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这种轻书本，重实践本就是工农干部的自然倾向，毛主席在认识论中注入了群体道德理想主义，这样就很容易被当时的群众主体所接受。人们越是重视实践和直接经验，轻视书本知识，提倡在三大实践中改造自己，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反智流行。
大同式的乌托邦社会式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几千的帝制时代的中士大夫却从未把大同乌托邦作为治国的基本出发点，师门推行劝农、整肃吏治、变法均田、以及实行仁政都是建立一个大同的小康太平盛世，但是在历代儒生士大夫在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中，对大同乌托邦社会却呈现一种遏制现象，表现出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呢？ 第一、儒家经典把“大同理想”界定为一个古代存在过的社会，一个大道运行、圣人在世的古代社会毕竟已经远去…
继续阅读
共 0 人觉得很赞
河上散人
博主
思想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详细描绘了反智现象的社会心理机制。他认为，反智倾向并非仅是个体懒惰的表现，更是一种对复杂性的不安。现代社会充斥着信息过载，而许多人无法有效处理这些复杂信息，便转向情绪化的思维模式，以简化问题。 这种“情绪化简化”不止于个体层面，甚至被集体化、娱乐化。霍夫施塔特写道：“反智主义的核心不是对知识的拒绝，而是对知识复杂性和深度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拒绝思考变得轻松，批判权威变得诱人，而反智则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我们不妨想想现实中的例子。那些沉迷于“阴谋论”的人、追逐“伪科学”的流行者，或是盲目反对“主流医学”的声音，常常打着“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