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导致儒家开始走向死板的教条主义，他们将书本上的知识作为道德修炼标准，对社会进行死板的道德教化，他们把“书本”动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到明末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腐儒，只知书本上的之夫者也，高谈阔论，但是对社会实践却软弱无能，于是儒学中出现了王阳明、王船山等新学派体系，他们反对理学，提倡学问要经世致用，某种程度上说，新学派的出现是在道德活动中重新评估书本经典在现实中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动摇作为正确道德原则的经典的主宰地位的一个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将那些不能用文字表达的道德体验诉诸于直接经验，比如王阳明的“致良知”，王阳明曾十分形象地用哑巴吃苦瓜作为比喻，“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既然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道德内容不比人的直接体验感受经验更基本，它充其量只是每个人由良知而获得的大量直接体验的一小部分，那么由书本经典所传达的道德教训对每个人的修身灸不一定那么重要了，王阳明又将行为动机等同于“行”，这个时候道德体验不必上升为书本知识就能立即转化为道德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将“理学”学习书本经典的意义被降到可有可无的位置。

虽然，王阳明本人相当注重读书和文献这种书本知识，但是自心学开始流传后，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轻视书本经验，到泰州学派，已经出现“束书不观”的反智不读书的“心学狂禅”派。本来一个人必须从小饱读诗书，通过读书，读经典才能修炼成君子，直至达到圣人的目标，王阳明则直接提出“良知”就能转化为道德实践，自然就能成就圣人目标。

王阳明的心学中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讲的外部世界，并不主要指物质世界，而是一个道德世界，即以我为中心的世界是以某种道德、天道为主宰的，并通过“一气流通”，达到天地与人心的交互感应，通过这种感应之机，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

大同式的乌托邦社会式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几千的帝制时代的中士大夫却从未把大同乌托邦作为治国的基本出发点，师门推行劝农、整肃吏治、变法均田、以及实行仁政都是建立一个大同的小康太平盛世，但是在历代儒生士大夫在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中，对大同乌托邦社会却呈现一种遏制现象，表现出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呢？

第一、儒家经典把“大同理想”界定为一个古代存在过的社会，一个大道运行、圣人在世的古代社会毕竟已经远去，随着人心不古和人的道德水平的下降作为一种自然趋势的存在，需要儒生用极大的道德努力来抗拒这种演变。大同并非某种自然过程可以自动达到的，这样的乌托邦只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社会理念而存在，不太容易一下子转化为现实社会改造的目标。

第二、儒家意识形态在中国两年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理想被越来越具体地等同于伦理价值，这样追求道德之完美就被规范化为达到“三纲五常”“忠孝”之类儒家伦理之理想状态。儒家伦理又是用于设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蓝图，道德完美主义和泛道德主义价值一旦指向现实的伦理体系，就使得追求乌托邦的大同社会的热忱和对现实社会改良结合起来，归为对现实社会实行“仁政”的“万国朝邦”盛世理想。

第三、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和道德精英主义结构也是遏制大同乌托邦的因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伦理价值看作死高于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并不因为获得知识和社会制度的改良就能达到，只有靠每个人的修养和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乌托邦式大同社会理想追求，就必须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炼之上，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中，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始终式房子第一位的，只有先做到内圣才能外王，这种把内圣看作外王和社会改造的前提，持个人主义的道德修身自然也会遏制乌托邦思想的泛滥。还有就是，在儒家传统中，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强的道德精英思想，认为人很难达到道德的完美境界，虽然理论上承认人可以皆成为尧舜禹的圣人境界，但是由于个人的智力、天分和意志力的差异，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儒学实际上是一种君子之学。而君子在今天看来就是精英分子。

所以中国文化的乌托邦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完全被这三种文化要素引向现实的社会行动。如果这种道德文化出现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动，这三种疏导和遏制乌托邦大同理想社会之价值追求因素被迫害，那么乌托邦主义就会如同被囚禁在魔瓶中的巨人，因瓶盖被打开而被释放，使得整个文化价值系统被变形，甚至出现魔化的现象。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建国后以六亿人为对象进行的“公社”乌托邦社会试验，以及文化革命中所有人都是尧舜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造，走上与现代社会乃至千年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的乌托邦道路，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磨难影响深远，也间接证明了乌托邦社会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型而存在，并不能运用实践。

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是靠“皇权、绅权、族权”三个组织层次整合起来的，而儒家医师形态恰好为这三个层次提供了权威支持和合法性辩护，并协调三个层次紧密运作，只要中国社会面临的仅仅是内部整合问题，儒家意识形态都能为它提供有效的文化规范、组织原则和解决社会问题之策略。

1840年后，中国社会面临双重历史任务，除了实现社会整合外，还必须推行现代化来抵抗西方先进工业文敏的入侵。当绅权、族权不能承担现代化所必需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动员时，儒家的“皇权、绅权、族权”的政治结构必然解体。1860年~1895年，清政府施行的洋务运动不顾社会内部整合去强行推行工业现代化，结果就是大一统的皇权社会被推翻解体，中国社会开始军阀割据。

既然儒家已经不能作为工业现代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统一社会的意识，于是1915年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传统的士绅文化基础，新文化运动抛弃了传动士大夫的道德精英主义，主张大众参与政治和人权平等，这个就是“民主”，而传统搞得伦理中心思想被高于伦理和决定伦理的“科学（知识）”所取代。“民主”和“科学”便成为了社会的新价值，并在有识青年的推动下，这种新文化运动迅速扩大，成为了社会普遍认同的新口号。正是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才再1919年形成了“五四思潮”，最终形成了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两种新意识形态。

新的意识形态种，将儒家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转化成为了以集体、社会、民族为本位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常识和人之常情的良知为道德基础，变成了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常识的道德基础。